作者：史遇春
上
有明一代，宦官为祸之烈，或可谓之超迈往古。
如果要把宦官造成的所谓“祸害”，全部归罪于宦官个人、归罪于宦官的个性、归罪于宦官的身体残伤、归罪于宦官的精神复杂等诸端，那么，完全可以定论：这是不公允的！当然，这也是浅薄无聊的！
宦官虽然和常人在身体健全程度上有所不同，但是，无论如何，从完全理性的角度来看，首先，必须确定的一点是，宦官也是人。
既然宦官也是人，那么，公正来看，人性之中的恶，他们也不会比其他人多一分；
既然宦官也是人，那么，平心而论，人性之中的善，他们也不见得就比其他人少一毫。
退一万步来说，即就是一定要强调宦官与其他人不同，那么，可以平心静气地仔细想一想，就广义而言，这世间，又有多少完全相同的个体？这世间，又有多少完全一样的群体呢？
就今时今日而言，如果要拿身体特征来说事，并以此来贬斥、敌视、轻侮、攻击他人，那么，在所谓“先进”的现代语境下，这也会被视为是不道德的行径。
试问：谁又能够定义自身的完整与残缺呢？
试问：谁又可以定义他人的完整与残缺呢？
历史的现实与现实的历史中，细细观察各个社会，你会发现：
古往今来，身体残缺，精神健全的人，不在少数；
今来古往，身体完整，精神破碎的人，比比皆是。
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待和分析宦官这个群体，如果仅仅停留在对他们的歧视与敌视、仅仅停留在对这一群体的成见与偏见、仅仅停留在对他们某种难以名状的好奇心与窥私欲上，那么，这不但会减轻历史本身的厚度与分量，而且，这也会致使观察与学习历史的人永远停留在近似于无知的浅薄上。
关于宦官的问题，因非本文的主旨，故不做展开，此处，只简要提出三点意见，：
第一，宦官之祸的形成，或者说，宦官之中所谓罪大恶极的祸首的出现，首先，是制度的问题。
如果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制度的恶劣与缺陷，宦官之祸会一直在历史中持续上演并不断延续下去。今与昔比，只不过，宦官之祸的外在表现会有所不同而已：往古的宦官，必须接受刀锯之苦；后世的宦官，已经消弭了形体的特征。但是，就本质而言，往古的宦官与后世的宦官是完全相同的。就历史事实来看，从汉代起，中国人就深知宦官之祸，可是，直到明清，宦官依然在发挥着左右政权的作用……很明显，其根本原因就是制度的问题。
第二，宦官的问题，是权力无法被束缚的问题。
因为权力完全在制度之外，没有可以制衡的武器，所以，无限制无束缚的权力就成了人人追逐的目标。当胡作非为、无法无天可以不受制裁、不被惩处的时候，人性之恶便会得到极度的释放，于是，竞逐这种权力者便会如群蝇逐血、众蚁嗜尸一般，潮涌而上。基于此，再回望历史，就可以清晰看到：宦官距离顶端的权力最近，首先，作为人，他们也一定会去追逐这种无限制无束缚的权力；其次，近水楼台，他们最容易在此类权力竞逐中得手；也就是说，在所谓可以“擅权乱政”的机会面前，宦官只是做了所有人都可能做的事情。须知、须知：宦官不是魔鬼，魔鬼是无法被束缚的权力。
第三．制度与权力问题的，导致人性的异化。
制度的不健全、权力的无限制无束缚，最终必然是人性的异化。这是显而易见的，无需赘述。人性异化的结果，在社会之中的重要表现，就是不仅仅出现了面目狰狞的宦官群体，而且还出现了大批大批比宦官还面目可憎、与宦官异形而同质的权力竞逐群体。
综合以上意见，大约可以明白：
第一、避免宦官为祸的路，其实，只有一条，那就是改变。这改变里面，包含了大乾坤，限于篇幅，无法展开论述。
第二，如果不改变，社会就会面临很多问题，历史就会陷入原地循环的怪圈，而且，这种循环往往是越循环越恶化。
第三，就古今中外的人类历史来看，掌握权力的食髓知味者，绝对不会容许别人动他的权力，他也绝对不会主动去改变，这不仅仅是历史的面向，而且还是现实的写照。
第四，其实，不改变也没关系！因为不改变的结果，就是失去！失去的过程，也就意味着新的改变者的出现与掌控局面，其本质，最后还是落脚在了改变上。
第五，人生仅一瞬，历史长如不息之河。一切，都只是时间的问题。我们今天或许会去非笑历史，但是，到了明天，后来者也一定会耻笑我们所在的当下！
立意基本说清，下面进入稍微轻松的具体历史的说讲。
回顾往昔，昨天的历史，依然历历在目。
话入主题，这里，就来说说明孝宗朝的太监李广、说说李广之死，说说白米黄米的隐语、说说牵连其间的种种。
事情还需要从明宪宗朱见深说起。
据明人沈德符《万历野获编》卷一《弘治中年之政》记载：
在明宪宗成化（公元1465年～公元1487年）时期，西番僧人答（又作劄[zhā]、扎）巴坚参被称之为尚师，皇帝封他为万行庄严、功德最胜、智慧圆明、能仁感应、显国光教、宏妙大护（一作悟）法王、西天至善金刚普济大智慧佛。
查《大明宪宗纯皇帝实录》卷之五十三，可知，答巴坚参被封一事，时在成化四年（公元1468年）夏，农历四月二十。
（未完待续）
